安支二位大师以后的著名译师应该是三国吴地的支谦。支谦从支谶的弟子支亮受业，算是从月氏来华的佛教传统的第三代。他译的《大明度无极经》、《维摩经》等三十六部经，影响甚大。他是吴地佛教肇兴的开拓者。吴主孙权曾拜他为博土，江东佛教翻译也始自支谦。康僧会及朱土行也是这个时期与译经有关的高僧。朱士行在北方，康僧会的弘传活动在江南。
佛经翻译初期的大家还当计入西晋在河西走廊一代传教的竺法护，他译有般若、宝积、法华、涅槃等各部类经，共154部309卷；译经数量首屈一指。《佑录·竺法护传》称其“自西域归，大赍梵经，沿路传译；写为晋文……终身写译，劳不告倦”，因此“经法听以广流中华者，护之力也”，
这一个时期的译经僧人，多半来自西域。护持译经事业的也多半是民间的信士，规模不大，二三其人，所译经典部帙也不大，多为某些大部经典中某几品或某一单品。
这一个时期的译经僧人，多半来自西域。护持译经事业的也多半是民间的信士，规模不大，二三其人，所译经典部帙也不大，多为某些大部经典中某几品或某一单品。
二、【旧译】东晋南北朝时期一一译经事业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译经事业，倡导最力者为两位中国佛教史上垂名久远的法师——道安与慧远。道安得到前秦符氏的支持，长安广揽义学高僧，组织译场。他对于译经的理论颇有自己的看法。他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论点，至今仍有参考意义。他认为直译的方法可以“勿失厥义”，深达佛旨。所以，如果以后世的信达雅三个标准来看，他是主张以“信”为根本的。他的弟子慧远承绍其师道安的志愿，在来到南方庐山以后，也多方延揽许多于竺西域来华的高僧，组织译场，如僧伽提婆、佛驮跋陀罗等，都是他先后罗致的。道安与慧远虽然并不在译场中亲自操翰，但他们组织护持，其功不亚于译经的名僧。
这一时期的译经事业，倡导最力者为两位中国佛教史上垂名久远的法师——道安与慧远。道安得到前秦符氏的支持，长安广揽义学高僧，组织译场。他对于译经的理论颇有自己的看法。他提出的“五失本、三不易”论点，至今仍有参考意义。他认为直译的方法可以“勿失厥义”，深达佛旨。所以，如果以后世的信达雅三个标准来看，他是主张以“信”为根本的。他的弟子慧远承绍其师道安的志愿，在来到南方庐山以后，也多方延揽许多于竺西域来华的高僧，组织译场，如僧伽提婆、佛驮跋陀罗等，都是他先后罗致的。道安与慧远虽然并不在译场中亲自操翰，但他们组织护持，其功不亚于译经的名僧。
这一时期，最为有名的译经师，首推鸠摩罗什。后秦弘始三年(401)，姚兴以“国师之礼”迎请罗什进入长安。提供逍遥园为六译经场，这在中国佛教的译经史上，开创了国家译经场的先例。罗什门下人才济济，有僧叡、僧肇、法钦、道标等八百俊彦谘受襄译。《开元释教录》说，师徒所译典籍有《阿弥陀经》、《维摩经》《法华经》、《金刚经》、《十住毗婆沙论》，《中论》、《十二门论》、《百论》等共74部384卷。所有这些经典对于以后的中国佛教思想史的发展，对佛教宗派史的产生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中国佛教中上承印度龙树中观学体系的经典依据，大都与罗什所译经典有关。总说起来，罗什熟悉汉语，博学多闻，他的译经风格徧于意译；以传神为主。因之，读他的译经，音声流畅优美，文字简练精粹，既能传达经典原旨，又符合中国的行文习惯。这在译经史上，不能不说是开一种新的风气。正因为如此，罗什的译经历夹最受欢迎?流传最广。他是中国古代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
罗什师译出龙树般若性空之学后，大乘有宗瑜伽行派的论著逐渐在当时中国弘传开来，无着、世亲的唯识学体系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其中真谛所译《摄大乘论》、《中边分别论》、《俱舍释论》、《六乘唯识论》等重要经典，为中国的法相准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真谛三藏法师在华23年间，巅沛流离中译出经论64部278卷，影响卓著，他也是中国古代四大著名翻译家之一。
佛经翻译的发展期中，以国家用财力物力支持译经为时代特色。在这样的丰厚条件下，国家译场中高僧云集，中外佛教学者相互举扬，所以能够系统地译介大经大论。中国佛教中汉译经典的积累，理论的深化，学派的渐兴，宗派的酝酿都与此期的译经事业有密不可分之关系。
三、【今译】唐朝译经的鼎盛时代
考察这一时期佛经翻译的特点，主要是担任译场的主持学问僧人，已经由外来高僧转为由本国高僧担任。此期最为典型的代表是玄奘与义净两位大师。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三年间(629)西行求法，17年间历游五天竺，学成归国，携回佛经502夹657部。归国后他得到啻太宗的重视和支持。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集合名僧俊才，分任笔受、证义诸多译职。玄奘的译场规模弘大，组织完备。加之玄奘本人，勤于译事，无一丝懈怠，到他迁化以前，19年间，玄奘译经75部1335卷，其所译典籍为历代诸译家之最，所译经论如《大般若经》、《大毗婆沙论》，部帙浩大，世昕罕见，他译介的唯识论著如《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对于法相唯识学在中国的发展，功不可没。玄奘弟子窥基发扬师学，成宗立派。其学远传至朝鲜、日本。
义净三藏为继法显、玄奘之后的西行高僧，他游学印度20余年，精通梵汉，归国后先后在长安、洛阳王持译场。十余年间，共译经论56部230卷，其译著数量与质量都属上乘，他与玄奘等三藏法师也同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此外，善无畏、金刚智、不空诸大师所译的密教经典也是佛经翻译鼎盛时期的特色。中国密教典籍的基本完备就在这一时期。
考察这一时期佛经翻译的特点，主要是担任译场的主持学问僧人，已经由外来高僧转为由本国高僧担任。此期最为典型的代表是玄奘与义净两位大师。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三年间(629)西行求法，17年间历游五天竺，学成归国，携回佛经502夹657部。归国后他得到啻太宗的重视和支持。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集合名僧俊才，分任笔受、证义诸多译职。玄奘的译场规模弘大，组织完备。加之玄奘本人，勤于译事，无一丝懈怠，到他迁化以前，19年间，玄奘译经75部1335卷，其所译典籍为历代诸译家之最，所译经论如《大般若经》、《大毗婆沙论》，部帙浩大，世昕罕见，他译介的唯识论著如《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对于法相唯识学在中国的发展，功不可没。玄奘弟子窥基发扬师学，成宗立派。其学远传至朝鲜、日本。
义净三藏为继法显、玄奘之后的西行高僧，他游学印度20余年，精通梵汉，归国后先后在长安、洛阳王持译场。十余年间，共译经论56部230卷，其译著数量与质量都属上乘，他与玄奘等三藏法师也同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此外，善无畏、金刚智、不空诸大师所译的密教经典也是佛经翻译鼎盛时期的特色。中国密教典籍的基本完备就在这一时期。
唐朝国力雄厚，国家支持的译场规模弘大，译职齐备，参与译事者往往可达干人。因此此期的译经事业可谓达于巅峰。
自唐中期以降，200多年间，译业渐沉。直至北宋大宗太平兴国五年复兴译场，设印经院等，规模制度宏大完备，但成果已经无法同前代相提并论。末元以后至于近，译事虽然不绝如缕，但直接出自天竺梵文者已然不多。近代的汉译经典也也自然多转向由藏文及东西洋文字的经典翻为汉文了；而且其数也远不足观。究其原委，这当然与佛教在天竺的衰落以至消亡相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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