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问：儒家思想可以用英语来教导吗？

1982年。新加坡。

李光耀问：儒家思想可以用英语来教导吗？

余英时回答：不可以。

杜维明回答：可以。

两位国际闻名的儒学大家，对一名杰出的国家领袖的同一个问题，给出了表面上看起来截然不同的答案。

是的，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截然不同，只要好奇心去探索，去进一步追问，你将会发现，余英时的“不可以”之中其实包含着“可以”，而杜维明的“可以”之中其实包含着“不可以”。

只要有一点思想训练的人，都可以明白上面这一段表面看起来好像很玄妙的答案。其实，它一点也不玄妙，只要我们稍微明白“太极”的道理。

根据“太极”的道理，我们一方面体会“无极而太极，太极本无极”的宇宙真相，一方面证悟“一阴一阳之谓道”和“阳极生阴，阴极生阳”的万物规律。

儒学能不能够用英文来讲清楚？我们可以根据三个方面来说明它的“可以”和“不可以”。

第一个是天时，也就是时代思潮背景。如果是在五四运动时期，不要说是用英文或任何外国语文，就算是用中文，也是讲不清楚的。原因是那个时代的人，在救亡图存的危机底下，满腔热血沸腾，并不适合做学问、讲道理。那个时代是一个偏激的“不可以”的时代。反观21世纪，却是一个相当繁荣和平的“可以”的时代。如果根据这个角度考察1982年新加坡社会，两名学者的答案应该都是“可以”的。个人认为，余英时之所以说“不可以”，是因为他还考虑到下列的另外两个因素。

第二个是地利，也就是社会文化背景。如果是在一个社会闭塞、文化滞后的发展中国家，那是“不可以”的。个人估计，余英时的“不可以”，应该是根据1982年新加坡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给的一个特定答案。反之，在一个社会开明、文化先进的发达国家，那是“可以”的。同样道理，杜维明的“可以”，也应该是他看到1982年新加坡社会已经往着开明和先进的方向前进而给出的一个乐观的答案。

第三个是人和，也就是国民素质修养。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用“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来测量，可以到达一个相对高的程度，但是这并不表示她的国民素养就会自动提高。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能已经达到“第一世界国家”的标准，但是她的国民却还没有资格被当作“第一世界国民”。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在1997年才达到“第一世界国家”的标准，1982年的新加坡国民的素质修养是怎么样的呢？在笔者记忆里，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在1990年代还为新加坡的公厕卫生状态大为光火，称没有公德心的人“还生活在石器时代”！所以，依照我个人的浅见，余英时当年的“不可以”也极有可能是依据新加坡的国民素养而作出的判断。至于杜维明的“可以”，也许是对这一点考量不足吧。

总之，当我们听别人说“可以”或“不可以”的时候，不要停留在那里，因为“可以”或“不可以”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之所以这么说的背后的依据是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听了别人的回答和解释背后的依据之后，我们自己能不能做出思考和判断，能不能拿出决心和毅力，能不能有效沟通和协作，在追求更美好的自己（成长）的同时，激发和带来国人一起去开创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从1982年开始的朝野共同努力的“儒学运动”还没有成功，我们这一代的新加坡人还需要努力。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