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我们上面叙述的是海德格尔对尼采的“上帝死了”这句话的阐释。与流俗的见解不同，海德格尔没有停留在单纯宗教领域中去解读这个命题，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积极的虚无主义、理解为颠覆传统形而上学的历史性运动，从而深化了这个命题的内涵。【崃按2：“虚无主义”与佛家“空”的玄义十分接近，不妨互相参照。】
3. 然而，在我们看来，海德格尔的阐释依然没有触及到尼采在“上帝死了”这句话中所感受到的、内蕴于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根本性悖论，即人性本恶与上帝救赎人类的行为之间的悖论。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假如人性本恶，那么人和人类根本上就是不可救赎的。沿着这一思路探索下去，必定会发现，上帝是无能的和多余的，从而谋杀上帝，把他作为整个人类恶行的替罪羊和避雷针；假如上帝救赎人类的行为是明智的，也是有效的，那么人性本恶的理论和原罪说就必须被抛弃。这样一来，整个基督教文化赖以安身的基础就被抽掉了。【崃按3：论者受到自身视角的限制，看不到更高的宇宙人生的真相，才会这么说。如果从“上帝死亡”神学或佛学的视角看，则这种悖论存在于一切人类宗教之中，问题不在于宗教的悖论，而是人生的悖论。换句话说，宗教只是人生的一面明镜，人生本来就存在这个悖论，宗教只是如是映照之而已啊！】
4. 无论人们在这个悖论中选择哪一条思路探索下去，其结果都只能是整个西方基督教文化大厦的倾覆。或许可以说，面对这个致命的悖论，尼采最终失去了理智。尽管在意识的层面上，尼采虚构出“超人”来取代上帝，然而，在无意识的层面上，他仍然像他所指责的康德那样，归根到底是一个隐蔽的基督徒。在1889年1月4日发自意大利都灵的、致丹麦文学家乔治·勃兰兑斯的信中，尼采在自己名字的落款处写的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the crossed man）[33]。这个所谓“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难道不正是被尼采宣布为已经死亡的上帝吗？【崃按4：尼采之所以为尼采，其过人之处，在于他敢于直面人生的悖论，并立志于解除这个悖论。他宣称“上帝死亡”，不是别的，而是猛力投掷出去，直指人类心灵中的妄心的一把利刃！妄心扮演上帝的角色太久了，是时候退位了。唯有妄心上帝死亡了，真心才能复位，重新行使其“无为而治”之神圣权力。若非好学深思之士，岂能理解其中深意？】
5. 同样地，海德格尔也没能走出这个悖论。他之所以把1966年9月23日自己与《明镜》周刊记者的谈话标题确定为“只还有一个上帝可以救渡我们”，不正表明他晚期的全部哲学运思仍然是在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下展开的吗？因此，在这里依然有待于思索的是，不从根本上化解基督教文化内蕴的这一悖论，西方文化能够脱离自己所处的危机状态吗？【崃按5：真正的基督徒是“隐蔽”的，真正的佛弟子也是“隐蔽”的。论者视角不够开阔，看不到真正的危机，不在于西方或东方文化，乃在于生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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