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卸任的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前主席王赓武教授即将88岁，澳大利亚国籍的他旅居新加坡近23年。
教授从小“四海为家”，生活居住过的城市包括马来亚怡保、吉隆坡，澳大利亚坎贝拉，中国南京、香港，英国伦敦和新加坡。
他说，那天与1955年在伦敦结婚的妻子林娉婷屈指一数，两人已搬过20次家。
《联合早报》记者从王赓武教授今年出版的著作“Nanyang: Essays on Heritage”（暂译《南洋:文化遗产文集》，简称《南洋》）和“Home is Not Here”（暂译《此处非吾家》，简称《非吾家》）切入，
开展与教授近两小时的专访，聆听他眼中全球化语境下的家、国、土地与世界。
教授精神矍铄，他笑说：“有了年纪，对过去的事愈发记得清楚，变得Cheong Hei（广东话意指“长气”）了。”
《非吾家》是王赓武第一本回忆录，记载19岁以前生活在怡保和南京的记忆。
书中穿插王赓武的母亲——丁俨，为儿子用钢笔小楷写的日记式片段，母子俩对同一时代的交叉回忆，构成多面故事。
童年与少年时期的王赓武，成长在英殖民时期马来亚的怡保小镇，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日据时期。
新中国成立（1949年）以前，他在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学习一年，后因中国境内爆发国共内战，被父母召回马来亚，之后在马来亚大学求学。
不再寻找“一个家”
王赓武在一个“回家”的思维中成长。祖籍中国泰州，出生印度尼西亚泗水，怡保不是王赓武的家。父母灌输他“家”的概念是中国，把马来亚当做临时落脚处，一心要回家。
70年后回顾心中的“家”，王赓武说，“家”的概念经历很大变化。他早就不再寻找一个“家”，而是满足于一种在国籍、文化、空间归属都处于多层多面的状态。
他说，小时候，母亲的家是中国土地上的家，是姓王和姓丁的老家，是祖父母亲戚朋友在泰州的家，但少年王赓武分不清家和中国的关系。他解释：“那个时候，我的家在中国，但‘在中国’和‘中国’是两回事。”
混淆的“家”，与家族、家乡和建立新国家的情感交织，关系复杂。
19岁回到马来亚，王赓武面对二战后建国情绪高涨的亚洲。很多地方包括中国都在谈建国，把国家地位抬到最高，但对什么是国家并不清楚。
作为历史学者，旅居过多个城市，王赓武说，家和国家是两回事。
“国家认同只是‘家’的一个出发点；家不一定是国家。尤其是全球化的世界，家和国是两回事。两者概念变得非常广阔，不限制在一个地区或政府、政党，或者意识形态。这些只是国与家的成分。这（家的思考）变成个人的问题，个人怎么想的问题。”
文化不是死的
王赓武从小认同中华文化，他认为文化认同与家、国家有间接或直接关系，但是文化不是一成不变。“文化不是死的，不是装在一个坛子里。它不停地在变，变的理由就是文化之间的接触。我认同的中华文化和你认同的不一样，但无所谓，它们有共同点，能互相了解。”
采访到此，方向似乎是：“家”或身份的认同并不纯粹，也无须纯粹。
王赓武说：“我认同一个文化的同时，也可以对某个国家有认同，对某个家人的家和所住的地方，和我的祖先的老家，都有认同。这些认同是没有矛盾的。这是我一生经验所了解的。换句话说，我可以同时效忠于某个国家，但也可以认同某个文化，认同某个价值观。
“我所认知的文化价值观，不一定是国家的价值观。有区别的话，有的国家不允许，但这不一定对。
“我认同这个文化，国家不认同，我就把这个文化抛弃了吗？我觉得也不应该。大部分国家不是如此，大部分国家认为，个人有认同自由，有思想权利。”
王赓武回到《非吾家》这本书继续说：“年轻时什么都不懂，把当时的故事写出来是要说明少年时幼稚。并不是说我当时错误，现在对；不一定。每一个时代，我的经验有限。”
态度决定文化传承
《南洋》一书，是王赓武自2004年以来写的八篇演讲稿的修订结集，加入追忆我国建国副总理吴庆瑞博士的文章；内容涉及新马分家建国、国家意识形态、族群身份认同，以及文化遗产传承等课题。
王赓武总共在南洋度过近半个世纪的岁月，谈到“南洋”这个他生活了最长时间的地区，他说，这是带有情感意识的名词。
每一种文化都面对抉择
新加坡位于南洋的中间，是最重要的位置。王赓武说，新马和印尼华人理所当然对“南洋”有感情。“下南洋是从中国到新加坡，再换船到别处。新加坡在1900年孙中山到南洋之后，就成为南洋的中心；因为交通方便，因为港口好。”
“南洋”一词近年在新马文化圈引起热议。有者认为马来亚或南洋文化，可与母族文化同时作为新加坡人的文化基石。有者认为，新马印已是独立国家，“南洋”与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又和华侨身份挂钩，我国谈文化不应再引用，重点应放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则有华人社群建议为南洋文化申遗，作为马来西亚非物质文化遗产。
王赓武认为，讨论文化遗产传承，应该丢开政治包袱，把重点放在文化价值观。“从文化认同及感情上讲‘南洋’，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有继承。本来的南洋概念，和现在的已经有差别；它不停地演变，变成一种本地的南洋观。”
在他看来，本地的南洋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萌芽，四五十年代达到高潮。“认同这个区域的华人有共同点。他们在贸易文化上相互了解，又和马来文化交流，对整个区域产生新的了解、新的观点。这个地方性本土化的南洋，和原来中国的南洋、从中国看的南洋，不应混在一起。”
“南洋”有历史渊源，概念上经历层层变化，是一种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王赓武说：“你怎么用在于你。你不用，也可以。无所谓。”他说，每一个族群对待文化遗产都有选择权利。“遗产是一回事，传承是另一回事。传承有选择，因觉得值得，有价值，需要下一代了解。你若觉得南洋的概念有传承价值，你有决定权。”
在愈加全球化的世界，每一种文化都面对传承的抉择，大国也不例外。王赓武说：“中国也面对抉择。什么样的文化遗产，什么样的价值要传承给下一代。中国社会面对的巨大变化难以想象。
“中国曾要打倒孔家店，但孔家店打不倒，不停地在延续；它有它的价值和精粹，有了不起的地方。放弃不值得的，值得的仍旧要传承。”
南洋联系网与亚细安的成功
国家边界被立法划定并制度化以前，殖民时代的南洋华人“跨界”“跨国”是很自然的事。王赓武说，这个早期遍布南洋的联系网，是1967年成立的亚细安之所以成功的一个原因。
“过去谈跨国华人，其实是跨界华人，那时没有国界。殖民时代，除了泰国，东南亚地区都由外国人控制，所以跨国很自然。尤其是经济贸易，哪里有生意就去。很多华人，在槟城、苏门答腊、新加坡甚至泰南都有亲戚。”
亚细安各国先后建国后，尽管多了国际、海关、进出口手续等问题，南洋华人因贸易需要保存下来的联系网却没经历大变化。王赓武说，东南亚国家明白这些网络的好处，手续上尽量简化。
“亚细安能成功也因东南亚这一部分，‘南洋’这一块很自然、很成功，历史根底很深。”
不会有大一统新加坡文化
我国文化发展，从八九十年代直至最近，都有关于“新加坡文化”的探讨。王赓武在《南洋》中提到，在全球化的世界，一个统一独特的文化并不可行。“文化和国家是两回事。建国画了一条线，线内是国家。线内要统一，但是很多东西要一样的话，问题就大了。多元，就不要求统一。
“现在的世界和以前不同。我们不是孤立在世界的角落，新加坡在全球化的中心，是很重要的港口，全球化的城市，谈什么一个文化？连一个国家都不容易谈。所以，要把多元变成自然。
“所有的现代化，都是全球化，分不开什么国家。所以文化本身的性质大大改变。”
全球化没有简单答案
全球化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王赓武说，处在这个生态系统里面的新加坡，内部也面对很深的矛盾。
“全球化城市和一个城市国家之间怎么样融合？既是国家，同时又是全球化城市。这里头是相对的。你要它同时存在，就面对很多问题。本身就是大问题。”
新加坡建国初期，没有人预见全球化的巨大威力。王赓武说，新加坡的成功是因为认同了全球化，但这影响到建国。
“接受了全球化的挑战，过去的经历使得新加坡的性质有很大改变，跟建国时代一批人的想象已大不相同。领导人的需要和所面对的问题是两回事。所以关于文化融合、国家概念，一切都受影响。怎么处理，没有秘诀；必须不断灵活反应、适应。没有简单的答案。”
王赓武举例大国美国，同样感受到全球化威胁，至于中国，他认为中国5000年的历史是双刃剑。“全球化的变化里，历史是稳定的理由，也是包袱。新加坡没包袱，可临时决定处理方式。有包袱有些事不能做，历史的关系。
“文化遗产，一方面是稳定的基础，但不懂得利用就会绑脚，让你走不动。”
王赓武说“南洋”
清朝末年，满清建立海军，区分北洋南洋，有了“南洋”的概念。
日本也把台湾以南叫南洋“Nan’yō”，涵盖澳大利亚、太平洋岛屿如巴布亚新几内亚、夏威夷等。这也和建立日本海军有关。
在东南亚，南洋普遍指新马、印尼的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及泰国沿海地区。
19世纪末，清朝在新加坡设立第一个地区总领事（注1：左秉隆担任新加坡领事管领事1881-1891及新加坡总领事馆总领事1907-9月 -- 1910-9月）（注2：黄遵宪担任第一任新加坡总领馆总领事1891-1894），需要一个词汇概括，使得“南洋”变得重要。
“南洋”的概念因此至少有百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常用。我小时候，南洋和华侨分不开，一般都说“南洋华侨”，本来不含政治意义，直到孙中山把他们称作革命之母，政治意识就产生了。中华民国成立后保留了这个词，国民党的地区支部叫南洋支部，中国共产党也有南洋支部。
照我理解，越南和缅甸华人不用“南洋”这个词，泰国也很少用，大部分用的是新马和印尼；因为是岛屿、海洋国家，“南洋”很适合。
缅甸、法国印度支那不一样，它是大陆，不是洋。所以南洋是从南中国海出海，到岛屿国家去。马来群岛是南洋的核心。
“我完全不赞成南大合并”
说到南洋，访谈谈及1980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的南洋大学。
1964年，新加坡政府委任当时在马来亚大学执教的王赓武为南大课程审查委员会主席。王赓武于1965年5月完成报告书。
报告书在新马分家后的9月份公布。王赓武因报告书卷入南大合并事件，引发至今未息的讨论。
在《南洋》书中提及南大，王赓武说南大的建立，让当时的新加坡华人重新站到“南洋”的中间位置，跨国界华人则把南大看作据点。他也说，南大合并在新加坡造成了“文化真空”。
受访时，王赓武说：“南大合并，我很遗憾。我觉得是不需要的。我完全不赞成。但这是国家的问题。”
他说，国家有国家的需要。从一个一生在大学执教的教育者看来，合并可避免。“一个大家建立这么久的大学，有它的传统，基本的制度、方法、文化、性格，应该由它独立发展，建立成很好的大学。你让它发挥，对一个教育家来说，这是最理想的。
“它不是真空，有一套东西。你把这个去掉，当然就剩下一个真空，保留不来了。”
王赓武说，合并与否是另一问题，是国家决定。谈到整个南大生态系统的消失，他说：“那也是一种文化遗产，是可以被继续下去的。现在的环境，要办好不难。从教育的观点，我觉得没有这个（合并）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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